清军在西充凤凰山斩杀大西政权首领张献忠之后，清朝的开国功臣、以“满洲第一巴图鲁”（巴图鲁即勇士）之名闻名的悍将鳌拜，率领大军一路凯歌西进。他早已听闻蜀中天府之国的繁华，此时得势而来，很快便进入了四川的首府成都。然而映入眼帘的，却是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墟。昔日的锦官城，曾经在三国时期因蜀汉政权的兴盛而闻名天下，又因杜甫的诗句“锦官城”而得名的繁华都会，如今被张献忠的大西军摧残殆尽，街市荒芜，宫殿残破，满城的生机已不复存在。成都不再具有战略与经济价值股票配资代理，就连原本来自关外、尚未开化的女真贵族们都觉得占领此城毫无意义。鳌拜等人感慨良久，最终还是率八旗精锐放弃了这座“废墟”，转而向东，去追击溃散的张献忠余部。
张献忠虽已战死，但他一手提拔的四个养子——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，皆是久经沙场的骁勇之将。他们原本是延绥边地的少年，被张献忠收养培养，久随征战，战力非凡。西充凤凰山一役惨败之后，他们匆匆掩埋义父的遗体，带领残余部队拼死突围，沿嘉陵江一路向东，最终辗转进入贵州境内。清军大军紧随不舍，穷追猛打，几乎让大西军余部整日惶恐不安，士气低落。
展开剩余74%相传，张献忠临终前曾留下遗命：绝不可向满清屈服，必须想办法与南明政权化解仇怨，联手抗清。四大太保中，李定国与艾能奇十分赞同这一策略。当时的南明唐王朱聿键，面对清军节节逼近、自己兵力不足的困境，也不得不放下成见，主动向大西军抛出橄榄枝。他甚至亲自下诏，表示张献忠所害的只是自己手足兄弟，并非明室君主，因此大西军若愿归附，皆可赦罪立功。这一诏令释放出罕见的和解姿态，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史载，张献忠一共有十二个义子，被称为“十二太保”。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“四太保”。他们不仅勇武过人，更是张献忠最倚重的核心将领。张曾封他们为义（秦）王、晋王、蜀王、北王，地位可见一斑。然而在张氏暴虐统治下，不少幕僚与将士心怀不满。一次，北王艾能奇与大西政权的东阁大学士汪兆龄发生争执，问及军国大计，汪兆龄答话不合其意，艾能奇勃然大怒，当场拔刀将其斩杀。此事虽血腥，却反映出当时大西政权内部的混乱与张献忠治下的残暴。
在经历短暂犹豫后，四大太保最终达成共识，将大西余部分为四支，各自统军，进入贵州，并在名义上归顺南明政权。从此，他们与昔日的死敌南明人并肩作战，走上了抵抗清军入侵的民族战场。
明清鼎革之际，天下局势如同大浪淘沙。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，曾是明朝的叛逆者，却在历史转折中成了南明政权的支柱与忠臣。这种身份的剧变，正是历史风云莫测的缩影。最终，大西残余势力分化瓦解。孙可望虽然实力最强，却心胸狭隘，最终投降清廷，甚至引清兵攻打义兄弟们；艾能奇、刘文秀皆病逝，未能留下太多功绩；唯有李定国，以忠勇刚烈之姿，始终坚守南明永历帝旗下。他多次与清军血战，在一度时间里占据优势，接连大破强敌，先后斩杀清宗室尼堪、定南王孔有德等清廷重臣。据史料统计，死在他手下的清军高官多达三十余人，堪称南明最后的顶梁柱。
然而，大势终究不可逆转。清军入主中原已成定局，南明政权四处漂泊，无力回天。李定国虽竭尽全力，仍只能孤勇抗争。1661年，南明永历帝政权彻底覆灭。翌年六月，李定国在中缅边境山林中得知永历帝已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杀，悲愤之下仰天痛哭，呕血而亡。至此，南明最后的将星在荒蛮之地陨落，留下的遗言悲壮而凄凉，仿佛是那个时代的挽歌。
这段历史，不仅折射出明清易代的血与火，更让人感叹乱世之中忠奸难辨，英雄的命运亦往往随风而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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